[摘要] 又到了大学生毕业时节，租房成为很多人的当务之急。如何寻觅到性价比高的出租房，里面的窍门还真不少。
又到了大学生毕业时节，租房成为很多人的当务之急。如何寻觅到性价比高的出租房，里面的窍门还真不少。
交通便利是关键
租房，交通便利是关键。市中心，房屋租赁价格对于刚涉足职场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很难承受。但如果选择偏远地区，交通不便又增加了生活成本。因此，毕业生租房以选择靠近公交车站、所租房屋距离工作地点换乘一辆公交车为佳，否则上下班时间成本太大。
但认为交通便利且租金合适就是高性价比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在确定了出租房的位置之后，还要仔细关注物业的情况，尽量选择配套家具、家电的房子。租房者要问清房租、水电费、有线电视费等如何交，每个月什么时候交房租等细节问题。
先看产证再付钱
看房时对方热情洋溢，可有时签了合同交了钱情况就变了，甚至再也联系不到“房东”。租房者看中了一套房子后，不要急于签订合同，先要对房东的状况有所了解。目前租赁市场上二房东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。从法律上讲，二房东如果将租赁屋转租，必须要经过原房主的同意或承诺，否则无效。因此租房者可要求查看二房东与原房主所签订的租赁合同。此外，转租合同的终止日期不得超过原租赁合同规定的终止日期，否则租房者会承担较大风险。
除了二房东的风险之外，还有一些骗子利用租房者焦急的心态，提出先交“定金”，并推说“明天给你看房产证”，结果骗子卷走定金就人间蒸发了，令租房者追悔莫及。
签订合同重细节
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大学应届毕业生，看到一套中意的房子就急匆匆付钱，其他条件都听从房东的，甚至不看合同就签字，这无疑是有风险的。比如房主持有钥匙的问题，因为房主对房屋水、电等设施的维修负有责任，持有钥匙也未尝不可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房主可以随时到房里来，承租人可在租房合同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的约定。
租房合同一般都是一年一签，也就是说租期为一年，而押金和付款方式可以与房东商谈。在签订合同时，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考虑尽量将每次付款的时间缩短，并降低押金的数量。如果房东同意，能约定提前一个月通知退房而不没收押金，这样方便换工作后及时换住处。但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，租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，跟房东约定押金和付款方式。（来源： 新民晚报 斐翔）
据媒体报道，海南海口市一个6000多套的限价房项目仅针对公务员销售，房价约为每平米3000多元，远远低于周边的25000元每平米普通商品房价格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实施限价房政策较早的是北京市在2008年房价高涨阶段推出的。海南省为政府人员谋取住房利益，连限价房这样的政策也要沾光，可以说将政府的特殊权力发挥到了。
其实，略作回顾，人们不难发现，自从1998年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，在住房改革进程中的不同阶段，国家每推出一项房改政策，政府官员都可以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，说其利用权力影响享受住房政策“初夜权”一点也不为过。
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，在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买不起房的背景下，相当部分官员手中都拥有多套房屋，如果仔细分析，竟然都是房改中不同阶段的“政策房”。诸如：房改初期的房改房，只要是政府机关，几乎每户一套；紧接着是“集资房”，只要夫妻双方有一人在政府机关，又可获得一套；再往后是“经济适用房”，打着为部分没有享受过福利房的年轻公务员解决住房困难旗号，而使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受益；还有就是类似海南这样公开违背国家规定，利用新出台的“限价房”政策，毫无顾忌的为政府工作人员谋取住房利益；如果再加之大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种种政策性优惠购房以外，还购买一套商品房，那么，这一群体中一个家庭拥有3套或5套住房就是很常见的了。
值得思考的一个现象是，国家出台的面向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，像经济适用房、集资房、限价房等，都明确规定了覆盖范围、销售对象，谁都清楚国家机关不包括在政策以内，中纪委监察部还在2008年专门出台“严禁党政机关集资建房的通知”，但是，为什么各地党政机关违规建房、购房的案例仍然不断？仍然被媒体屡屡曝光？
如果仅仅把原因归结于“缺乏监督”、“制度不完善”，未免太简单了，我认为形成这一局面的深层原因有两点：一是政府机关利用权力影响以房谋私，是自上而下的，国家部委机关、省直部门都那样做，尽管被媒体曝光的不少，但至今没有任何单位任何责任人受到查处，那么，大量的市、县政府机关以房谋私行为发生后，上级机关在自己犯有同样错误的前提下，有什么资格和底气去查处基层政府机关呢？
二是在高房价利益的诱惑下，一些决策部门完全被权利所陶醉，置党的形象、政府信誉于不顾，默许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政策房与商品房价格差价，转卖牟利，即使是被曝光，违规者也不需要因此付出任何代价。面对舆论的谴责和社会的怨愤，相关部门也只能从违规建设的末端开始，或查处开奔驰宝马住经适房，或查处销售过程中的几连号事件，来应付一下舆论，对比这些要严重数百倍的政府违规建房的决策者责任向来不去触碰，更何谈责任追究？
消弭政府权力部门对政策性住房的“初夜权”，必须从体制和制度的根源阶段做起：首先从体制上讲，凡是涉及住房政策不同阶层利益的，不能像目前这样，各项政策从制定执行到监督完全是政府部门，人大政协民间组织缺乏合法的参与程序和渠道，比如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，就不应当完全由政府部门来决策，应当由政府以外的第三方机构监督；从制度出台方面看，也需要更加慎密，如“限价房”制度，本身就不伦不类，说是保障性住房，其有商品属性；说是商品房，又有多方面的行政干预，对此类房屋今后使用、转让、出售等造成许多管理环节的不便。在近来房地产调控过程中，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注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，地方政府应当扎扎实实落实中央决策，而不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影响以房自肥。 (来源：红网 李季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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