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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垃圾分类名存实亡 媒体:政府工作流于形式

中新网   2013-07-27 08:40

[摘要]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,虽然不少居民有着垃圾分类的意识,但是在投放时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并没有完全分开,多数桶里扔的都是混合垃圾。然而这家公司告诉记者,他们并不负责处理小区可回收垃圾处理,只是设有一些收废品的站点,他们的服务也并不覆盖朝阳区。又是怎么处理的呢?记者跟着这位师傅来到了小区垃圾站。

住建部调查显示,目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,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。而垃圾分类,也就是将垃圾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进行分类,以此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。从2000年开始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等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。然而至今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依然举步维艰,甚至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。《经济半》记者来到北京一些小区调查垃圾分类的状况。

一、北京居民小区:生活垃圾混放混装绿黑蓝三色垃圾桶形同虚设

北京朝阳区团结湖社区从2009年起便开始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,算得上北京市较早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,那么,这个社区分类的效果究竟如何?在小区里,记者随机查看了一些垃圾桶,发现桶里的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相互混合。记者看到,一位居民下楼后,便将一袋生活垃圾直接扔在了标志着其它垃圾的垃圾桶里。当记者上前打开这袋垃圾时发现,里面既有塑料包装袋等其它垃圾,也有厨余垃圾,已经混在了一起。

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,虽然不少居民有着垃圾分类的意识,但是在投放时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并没有完全分开,多数桶里扔的都是混合垃圾。不仅如此,本用于回收厨余垃圾、可回收垃圾和其它垃圾的绿、蓝、黑三种颜色的垃圾桶也没有全部使用。比如蓝色的垃圾桶或者不见踪影,或者是倒扣着;绿色的桶几乎很少有人使用,而大部分的生活垃圾都投放在了黑色的其它垃圾桶里。

按照北京市垃圾综合处理的要求,厨余垃圾可以去做有机肥料,可回收垃圾将被循环利用,其它垃圾送到焚烧厂焚烧发电。在分类垃圾桶后面的牌子上,明确地写着三种分类后垃圾的去向:厨余垃圾去往小武基垃圾转运站,经过转运再送往肥料厂制作有机肥料,可回收垃圾去往北京金盟经贸有限公司,其它垃圾去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厂。

在团结湖社区,记者注意到,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,那么可回收垃圾去了哪里?记者拨通了金盟经贸公司的电话。然而这家公司告诉记者,他们并不负责处理小区可回收垃圾处理,只是设有一些收废品的站点,他们的服务也并不覆盖朝阳区。

记者注意到,标志着其他垃圾的黑桶里几乎都掺有厨余垃圾,记者又拨通了负责处理其它垃圾的高安屯焚烧厂电话,工作人员表示并不十分清楚焚烧垃圾的来源,不过她表示,每天运往这里焚烧的垃圾,多数还是混合垃圾为主,没有经过分类。

那么,这些本来就并分得不好的垃圾下一步流向了哪里?又是怎么处理的呢?第二天凌晨四点,记者又一次来到了团结湖社区,跟随收垃圾的师傅在小区里收垃圾。

在一座居民楼前,可回收垃圾的蓝桶早被扔在一边,很久没有使用,就连绿色的厨余垃圾桶,也被丢弃在角落里。只有四个装其它垃圾的黑桶,盛满了这座居民楼一天的所有生活垃圾。师傅说,垃圾站不准许用蓝色的桶,说是收废品用。有这四个黑桶就够了,一天都清理不完。

在社区垃圾站,随着天色慢慢变亮,大大小小收集垃圾的车辆人员慢慢聚集了过来。记者注意到,黑色和绿色桶的垃圾收到了相应颜色的密封箱里。不过收垃圾的师傅告诉记者,虽然收集是按照不同颜色的桶分开来收,但是里面的垃圾并没有分类,都是混合垃圾。

当天凌晨五点,团结湖垃圾站里的垃圾开始运往下一个中转站。记者向运输的师傅了解到,那些黑色箱里装的本来应该是分类后可以直接进行焚烧的其它垃圾,但是它们并不是送往高安屯焚烧厂,而是运往小武基垃圾分类中转站,重新再进行工业分选。

记者又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四环附近的紫金长安小区,2012年那里也成为了在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,小区的每个居民楼前面,都整齐地摆放着蓝黑绿三种颜色的分类垃圾桶,多数居民在投放垃圾时都比较注意分类。记者采访到了一位正在倒垃圾的居民,发现这位居民还专门确认了啤酒瓶所对应的垃圾桶后,才将啤酒瓶投放在蓝色的可回收桶里。

那么,那些分好类的垃圾如何收集呢?记者在小区里等到傍晚时分,收垃圾的师傅骑着三轮车在小区里开始收垃圾。记者注意到,这位师傅把三类垃圾都放在了这一辆垃圾车上。装车时,师傅会把一些可回收的废品捡出来,其它垃圾统统都装在了三轮车上一起拉走。师傅说,没有人要求他分开回收垃圾,只是提倡而已,而那些可回收的垃圾全部都卖了废品。

在小区里,记者又采访到了另外一位收垃圾的师傅,他也承认,收垃圾的时候三个颜色的垃圾都混装在一辆车上。记者跟着这位师傅来到了小区垃圾站。在那里,他再次把可回收的废品拣出来卖钱,其他的垃圾堆放在一边,等待晚上有垃圾车运到郊区。

而负责下一步运送的那位师傅告诉记者,这个小区的垃圾正是被他所在的保洁公司承包下来。他们再次分类的方式,也只能是通过人工挑选,来把可以回收的废品分选出来,来获取一些收入。而对于不可回收利用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,最终,他们仍然要送到填埋场进行填埋。

二、小武基垃圾转运站:超负荷运行压力大 填埋为主浪费严重

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,事实上,我国是全世界提出垃圾分类的国家之一,早在1957年,北京市就提出垃圾要分类,当然那时的分类主要是出于节约资源考虑。然而,半个世纪之后当垃圾分类重新启动,以北京的两个试点小区团结湖社区和紫金长安小区来说,分类却变成了形式。以团结湖社区来说,最终多数垃圾都去往了小武基中转站,那么,那些没有做好分类的垃圾究竟会怎么处理呢?

小武基垃圾转运站位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乡,主要负责将城区运来的生活垃圾分选,并转运到离市区较远的垃圾处理场,服务的区域主要是北京城区的东南部,每天处理的生活垃圾量在两千吨,大约占北京生活垃圾量的10%左右。

小武基垃圾中转站站长王宏哲告诉记者,所有来到小武基中转站的垃圾都会经过工业的分选,再根据不同的分类,送往不同的设施进行处理。用于焚烧料的垃圾则送往高安屯焚烧场焚烧发电,有机料则送往南宫堆肥场进行耗氧堆肥,堆肥后的残渣则送往北神树卫生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。

王宏哲介绍说,在车间里,所有运来的垃圾都进行再次分选,分成可回收物,可燃烧垃圾,厨余垃圾和无机的渣土。如果运来的垃圾居民没有分类,或者分类做得不好,就要重新通过工业分选来进行粗分。

在小武基中转站,还有一个精分车间,在那里,垃圾可以被分得更加精细。王宏哲告诉记者,这个车间是2008年建成投产的,用于精分小区垃圾。它的主要的作用是处理经过居民分类的分类垃圾,特别是把居民很难用肉眼分辨出来的轻质PE、PT、PVC、PET塑料,按照材质的不同进行区分,以此来提高材料的循环利用率。

所以,只有分类做得好的垃圾,才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精分。但是由于很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并不彻底,所以这条精分车间并不能完全发挥效用。王宏哲表示,因为分类做不好,所以影响了分选线的处理效率,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整条分选线的产能。

小武基的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两千吨,现在这里每天都是满负荷运行。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降低垃圾填埋的比例,提高资源化的比例。王宏哲告诉记者,他们的焚烧量能够达到50%,有机料达到40%-45%,所以只有不到10%的残渣是需要卫生填埋的。然而现在,由于受前后期条件限制,最终填埋垃圾比例占到日处理量的三分之一。

记者了解到,像小武基这样的具备工业分选能力的中转站在北京总共只有三家,日处理量总共达到六千多吨,约占北京日生活垃圾量的30%。但是,北京市现在已经投入运营的焚烧厂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一家。除了小武基之外的另外两家,并没有足够的焚烧场和堆肥厂可以提供配套的综合处理。也就是说,另外两家处理完的大部分生活垃圾依然主要靠填埋来处理。

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介绍说,北京市对垃圾综合处理提出了一个目标,在2015年,垃圾焚烧、堆肥和填埋的比例,要达到4比4比3,也就是填埋的量只占到垃圾总量的百分之三十。但目前,北京市每天产生垃圾1.84万吨,垃圾填埋的比例仍然高达80%以上,多数填埋场都是满负荷运营。以海淀区六里屯为例,原本每天填埋2000吨,但事实上竟然达到了3500吨左右,对此他表示压力很大。


三、垃圾处理企业:有技术奈何难施展 审批困难阻碍重重

每天产生垃圾1.84万吨,如果用装载量2.5吨的垃圾装运车来运输,长度接近50公里,几乎可以排满北京的三环路,按理说,垃圾分类是减少排放总量,有效利用垃圾的方式,然而通过调查记者却看到,不仅前端分类不到位,而且由于终端处理能力限制,即使重新分过类的垃圾还是大多只能填埋,那么在终端处理上,出了什么问题呢?

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处理餐厨废弃物的企业,从2005年以来,嘉博文已经在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南京、广州等地建立起了餐厨垃圾循环处理设施。记者来到嘉博文在北京朝阳区高安屯的餐厨垃圾处理站,在那里餐厨废弃物经过处理加工,可制成有机肥料。副总经理金明明指着肥料向记者介绍说,这种肥料可以用来增加有机质,改良土壤,进而提高化肥利用率,减少化肥的使用量。

金明明接着对记者说,他们每天的产能是处理四百吨餐厨废弃物,相当于四百万人口产生的餐厨废弃物的量,换句话说,相当于整个朝阳区餐厨废弃物的总量。如果的餐厨废弃物的一半能用这种技术来处理,不但可以解决两千万吨餐厨废弃物的处理问题,同时也可以生产一千二百万吨左右的肥料。

但是现在每天朝阳区环卫部门运送到这家公司的餐厨垃圾量,远远还没有到他们企业的产能。四个厂房中,常常是只有一个车间在运转,产能只能闲置。金明明也告诉记者,居民生活垃圾中绿桶的厨余垃圾,同样可以通过他们的技术来加工成优质的土壤肥料,但目前由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不到位,而且处理生活垃圾也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,这项工作还没有展开。

章大明是正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,兼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副理事长。几年前,他研发了一套垃圾处理的工艺流程,把生活垃圾用来气化发电和制造建筑材料,并且在福建和上海建起了垃圾处理厂。章大明的工厂把处理后的垃圾放进一个干馏汽化炉,它是整个垃圾处理的核心部件。干馏以后垃圾中的有机物变成了燃气,可以用燃气发电机组来进行清洁能源发电。

章大明一直想在北京也建起那样的垃圾处理厂,但是几年过去了,他仍然徘徊在北京市场的门外。其实,他早就看好了一块离填埋场不远处的选址,他希望处理厂建起来以后,不仅处理每天新产生的垃圾,而且可以把填埋多年的陈旧垃圾翻出来重新资源化处理。

现在,北京的垃圾填埋面临着超负荷的压力,而在章大明看来,那些被看作是巨大负担的垃圾,其实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。他认为,埋掉的垃圾不仅污染了环境,还没有充分利用好资源,他看着心痛。

而今,最让章大明最发愁的,还是他的垃圾厂何时才能落地。他说,这个项目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审批,手续办起来比较花费时间。所以他认为,北京垃圾围城的问题与政府的体制有很大关系。


四、垃圾分类:政府工作流于形式 开支庞大却不见成效 亟待扶持专业企业

世上没有真正的垃圾,有的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,现在北京每天产生1.84万吨的垃圾,并且还在以8%的速度增长,但在金明明和章大明那里,记者却看到由于各式各样的门槛,他们即使想变废为宝也无能为力。从2000年列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已经13年了,但在一些试点小区,垃圾分类基本上是流于形式,即使是对那些千辛万苦分好类的垃圾,由于终端处理能力有限,最终只能“前分后混”,填埋了事,而垃圾处理企业却又抱怨被挡在玻璃门外无法进入。北京的垃圾分类到底难在哪?到底如何才能将垃圾变废为宝呢?

在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社区采访期间,记者也来到了团结湖街道办。负责垃圾分类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团结湖街道每年垃圾分类的投入就有近两百万元。那些钱大部分用在了宣传、志愿者服务和聘请二次分拣员身上。由于垃圾桶经常丢失,每个垃圾桶三百多元,每年仅这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而且为了督促和监督居民分类,他们要雇志愿者和分拣员来监督和宣传。这样算来,他们每年的经费仍然会有三十多万的缺口。虽然每年投入的人力物力很大,但是她也感到,有一些垃圾分类的工作还是流于形式,并没有真正起到督促居民认真分类的作用,形同虚设。

公开数据显示,以2011年为例,北京市在1200个小区、1200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达标试点,市财政投入4亿元。2012年,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数量更是翻了一番。但是从处理的成果来看,垃圾分类、综合处理并不理想。2011年,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,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%的水平。但同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一份实地调研显示,仅有4.4%的社区做到了按标准分类投放。怎样的垃圾分类才算真的有效率?环保人士黄小山关注垃圾分类多年,他主张,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投放是根本。

黄小山花了几年的时间研发出了绿房子,在社区由工人来完成居民没有做好的垃圾分类。黄小山的这所绿房子投资大约在一百万元,可以处理他所在的小区的所有垃圾,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和可燃烧垃圾,来提高后端综合处理的效率。他告诉记者,他们通过悬挂横幅和请一些老头、老太太口头宣传的方式广泛宣扬分类投放垃圾的好处。通过绿房子,可以更好的帮助政府实现垃圾的分类运输。

业内人士强调,在提倡投放分类的同时,必须有足够的垃圾综合处理能力,才能达到垃圾分类的真正目的。王维平告诉记者,现在每天有3000、4000吨垃圾超负荷运行,而原本设计仅为2000吨。目前的缺口可能有30%左右,所以后续设施的建设既重要,又紧迫。

而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也指出,只有处理能力建设完善起来,才能真正调动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,使垃圾分类进入良性循环,仅仅依靠民众是不可行的。只有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到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中,才能够解决目前处理能力不足,处理成本高的问题。突破体制的限制。他强调,新的处理垃圾方法五花八门,各有千秋。但是目前,政府基本不作为,甚至歧视他们。如果政府关心和重视垃圾处理,投入充足的资金,则发展便不可同日而语。

半观察:

业内人士计算,如果北京产生的垃圾都填埋处理的话,每年仅新增的填埋用地将达到500亩,也就是接近天安门广场的面积,而填埋还会产生一系列渗漏、污染等问题,从这个角度讲,垃圾分类是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的方式。然而从我们的调查来看,情况却并不乐观。单靠居民的自愿自觉,相关的激励、管理、处理等环节缺乏持久性,必然跳不出“前分后混、分也白分”的怪圈。根据北京的规划,今年北京再新增600个小区实行垃圾分类,到2015年,市区内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%。扩大试点范围并不难,但从北京来说,当务之急是还是要完善垃圾分类的监督和奖惩体系,推进计量收费,提高终端处理能力,最重要的是,引入市场化的力量,让更多的民间主体进入到这一市场当中,用市场的力量促进机制的变革,我们期待着,北京能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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