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尽管过去30多年，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，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。但是，仍然有更多的农民等待着“进城”。
望城兴镇兴村
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，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？
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，每个行政区、各级行政区都要扩张城市面积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？
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，需要研究如何重组和转移特大城市部分过度集中功能，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？
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，要摸清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，在红线和底线基础上推进城镇化？
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，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、留守的农村、记忆中的故园？
……
告诫，折射出清醒和负责。告诫，也远不止这些。置于当今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之下，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。而解决这些问题，刻舟求剑不行，闭门造车不行，异想天开更不行。
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，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，推动着千年古国的社会大转变。“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，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、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”。
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。
但，当数亿人同时行进在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征途上时，城镇化远不是洞开城门、扩建新城、接纳“新人”那般简单。
在一个人多地少、城乡区域差异大、生态环境几近承载极限的条件之下，如果城镇化的方向不明、路子不正、措施不当，“必然会犯历史性错误，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”。
“人”向哪里引？
尽管过去30多年，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，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。但是，仍然有更多的农民等待着“进城”。
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表明：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，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亿和3.9亿。
这意味着，在未来10至20年间，中国将有与美国人口总和相当的庞大人群由农民变成城镇人口。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。
乡村-城市，几乎成了联通中国农民不息追求“更加美好生活”的一级台阶。跨过它，往往浸透着家庭的酸甜苦辣，也映照出这个伟大国度追逐“中国梦”的艰辛曲折。
遭到抨击的城乡二元社会，不是一两天形成的，打通城乡也不可一两天就能完成。然而，农民的“求变”，到了群体性集中释放的时期。农民要找到相对高、相对稳定的从业岗位，要完成身份嬗变，要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，要实现更幸福的生活追求，眼下的选择，似乎只有拼命涌向进入大中城市的“独木桥”。
于是，越大的城市，外来的人越多。京、沪、广、深的农民工数量极其庞大。
有消息说，整个北京市的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5人，跟其他国际城市相比并不算高，但六成以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里的“城六区”，其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，超过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(每平方公里5400人)，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更高达每平方公里22000人。
人们为什么向往城市？人们在城市要得到什么？这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始终不该忘记的问题。
大城市的人口过度密集、交通拥堵不畅、空气污染加剧……这些愈演愈烈的问题，冲击着“新”“老”市民。农民工、“蚁族”、异地高考、住房限购……不断成为社会热点话题。大城市生活除了那些物化的“靓丽”之外，陡增的“成本太高、啥都不易”，考问着人的“幸福感”，大城市是否正在生成新的“二元社会”？
其实，还有一连串不容回避的问题凝结在这些表象背后：城镇化就是“放”农民进大城市吗？破除超大城市户籍藩篱就能解决一切吗？特大城市有那么大的人口吸纳功能吗？倘若北京再多1000万人，会是啥样呢？
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有其内在规律的，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。
“半城镇化”的进城务工人员如何才能不再进退失据？人们的确没什么理由泯灭农民的城市梦想，也没理由阻挡“农民进城”的洪流，可在引导“流”归何处上不能有些作为吗？
“城”在哪里建？
一个权威部门检索了12个省的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、文件、规划和报道等，发现在144个地级城市中，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，占92.4%，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，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.5个新城新区；在检索的161个县级城市中，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，占41.6%。
一切发展的愿望，初衷都有美好的一面。相当一部分城市已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，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越现实。在许多地方有关新城新区的文件规划中，一般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目标，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标准，还有不少地方把“建设大都市”、“建设国际大都市”设定成自己的奋斗目标。
然而，中国该有多少大城市、多少特大城市、多少超特大城市？
专家描述，一般来说，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，周围该有10个百万人口的城市；百万人口的城市，周围应有10个十万人口的城镇。这样的格局，会更宜居，会构成良性互动。
这只是一种观点。但，提示了人们，各种规模的城市该有一个合理布局。同时，从这个角度还开辟了一个视角：如果能打破长期以来“农民进城”的乡村-城市的线性运动链条，构筑一个村-镇-城的网络化大平台，打通人口、资源、产业、服务的循环流动，有没有可能实现农民从“进大城市”单一选项的分流呢？
在这个网络化平台上，应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，应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前景，应有能自我满足的收入水平，应有基本能满足个性要求的生活环境。
倘若如此，中国农民就可能改变乡村-城市的单一惯性流动轨迹，既可以选择入镇进城，也可以留居村落，乃至大城市居民，同样也可以逆向流动，自己选择在村庄惬意生活。
这个网络化平台上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，那就是发达的小城镇。
“新型城镇化”概念的背后，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化理念：城镇化的目的，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规模、大形态，也不是无节制地扩旧城、造新城，而是为了满足人民，包括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对农民而言，其城市生活之梦，同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、让自己得到更高收入、让医疗服务更有保障、让生活水准更有品质。如果在镇乃至村就能实现这些期盼，进入大中城市或许不一定会是所有农民的选项。
于国家发展层面看，城镇化要向城乡统筹和“四化”同步转变，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，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；防止在城镇化急速推进阶段，出现人口、资源加剧向特大、大城市过度聚集而令“城市病”也加剧集中并发的趋势，为破解大城市无序扩张、资源和生态承载接近极限的困局找到切口，向更加绿色、低碳的模式转变。
也许，这就是现阶段城镇化的一体两面，主体都是为了让农民的生活环境、生活方式、生活水平、生活品质得到改善、飞跃，并在此过程中引领产业转型、带动消费结构升级、重配生产要素资源、实现农业现代化，从而释放出“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潜力”。同时，也为特大城市、超特大城市“卸载”，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空间。
从今年夏天开始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踏访了中部小城望城。在这个刚由“县”改为“区”不久的地方，当外界尚激辩于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之际，这座距长沙市市中心大致20的小城，却刻意要“与大城市保持距离”：一面是有湖湘特色名镇群落的小城镇竞相斗艳；一面是“湘水神韵、都市田园”的魅力乡村扑面而来。
让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、公共服务功能齐整的小镇群脱颖而出，让农民得以就近享受到与城里人差不多甚至更有特色的生活待遇，望城的“刻意”就在于，要凭内生的吸引力和便利的服务功能，让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小镇，把过去几乎肯定流向省会中心甚至外地大城市的当地人留下来。
“地”从哪里来？
上面提到过的材料还显示，从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面积看，占地超过6000平方公里，也就是大约900万亩，相当于所在城市建成区一半以上，平均每个新城的占地面积接近10万亩。
民政部的数据说，截至2012年底，共有285个地级市，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860个市辖区、368个县级市、1453个县、117个自治县、49个旗、3个自治旗。
假设285个地级市都按上述平均10万亩的标准占地建新城，那么，占地就达2850万亩；
假设368个县级市按平均2万亩标准扩建，那么，占地就达736万亩；
假设1453个县、117个自治县、49个旗、3个自治旗，按平均1万亩标准扩建，占地就达1622万亩。
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假设。但专家的一项测算却真实地提示人们：中国人均国土面积，特别是扣除高山高原后的人均平原面积，不足美国和欧洲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，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却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平方米的水平。
城镇化进程一浪推一浪，让中国的“土地”更加窘迫：虽然18亿亩耕地红线频频告急，可大中城市的用地扩张冲动遏而难止，不少城郊区因集体土地征用、拆迁引发暴力冲突的新闻不断。
且不说，建新城中一些冲动式“跃进”留下的“空城”“鬼城”事例，单是国情，就没给我们提供任何可以奢侈消费土地的条件。“粗放扩张、粗放利用”，不能成为难改的惯性病。
那么，城镇化是不是非得耗费巨幅用地增量呢？
有人说，“农民进城”是高跨度的：一步跨过镇、县城，特大城市，次选大中城市，然后才是小城市、县城。原由很简单，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有更好的医疗、教育资源，有体现生活品质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。这一切，在大部分小城镇是缺失的，由此也有了“非得大幅扩建大城市不可”一说。
民政部的统计说，截至2012年末，有19881个镇。的确，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，有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、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、较为兴旺的产业基础外，相当大的一部分建制镇尚停留在集镇的水平，缺少吸纳“农民进城”的必要功能和实力。
但是，差距，可能正是潜力。当聚焦于集镇向城镇的功能跃升，当锁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质升级发力，不盲目追求用地增量的扩张，先着眼于存量的深耕细作，不失为一种选择。“树立集约高效绿色理念，努力寻求破解资源、环境约束的有效办法”，恰是新型城镇化题中应有之义。
“农”往哪里摆？
18亿亩耕地红线、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粮田底线，尚难讲有能确保的答案，而“空心村”、撂荒田、留守儿童……已现实地刺激着社会神经。诘问离不开“三农”命题：谁来种粮食？农村还要不要？农业现代化靠谁来实现？
也因此，当不少人仍以惯性思维去实施“新型城镇化”之时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%以上，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，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、留守的农村、记忆中的故园。城镇化要发展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，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，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。”
这是一个托举城乡、统筹解决系列课题的大篇章，农民，则是其中的核心主题。
城镇化绝不意味着农业的凋零、农村的凋敝。过往的实践显示，一面是，数亿农民进了城，聚居而非安家，成为大中城市的“流动大军”。另一面是，以“993861部队”(老人、妇女、儿童)为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源空心化、产业空心化愈发明显。
这不该是城镇化的结局。
曾有人认为，“城市化的能量是无限的，其结果应该是城市消灭自然，消灭农村，从而堆砌起更多更大的人工空间。”然而，城市的无度无序发展，已带给人类不少深刻的教训和难以弥补的遗憾，一些乡村优美恬静的自然机理被无情地破坏。这种现象，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。
19世纪末，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其著作《明日，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》中，提出了“田园城市”的概念。
这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“理想城市”：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，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，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。
在望城，让人们多多少少开始体悟到一丝从城市、小镇、村庄进行切换的网络化循环之美。徜徉于那里光明村的山间步道，看整饬如新的乡村民居，畅想即将铺展的生态农业画卷，或与闲暇时来此“吸氧”的城市人交谈，关于农村、农民、农业，关于就业、收入、服务，关于生活方式、生活品质、人生价值，许多既有观念不是不可以在顷刻间颠覆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镇和村，不该在城镇化浪潮中沦为附庸或仆从。城、镇、村的和谐共兴共美，当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义。
着力于建立起镇、村与城市的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交换，着力于提供那些城乡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，着力于建立城-镇-村之间相辅相成、互为依托、功能互补的网络化新关系，这或许正是望城探索的价值所在，或许也正是望城的希望所在。
“中国是一个大国，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，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、无法弥补。”城镇化，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，“路子走正”的一个含义，正是要规避那些无法挽回、无法弥补的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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