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“历史已经表明，如果说市场经济下有‘市场失灵’存在，那么行政限价和计划分配，不仅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效率损失，还可能滋生更多的不公平。”
激化社会矛盾
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成本与价格一定要守恒，如果有人享受到“降价”的成果，必然有其他人付出相应的成本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
现在限价房大多打着所谓关心“夹心层”的旗号，可“夹心层”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定义的阶层。所谓“一定收入范围之内，没有住房资产，自购为目的”，这些条件根本在中国就无法界定和核查清楚。当然对于分配者而言，分配对象定义越模糊、寻租空间就越大。此外就是打着关心人才、凝聚人才的口号，但“人才”也是一个模糊的定义。去年被媒体曝光的杭州人才专项房事件中，对人才的定义实在是五花八门。
事实上，假设获得限价房的人真的没有付出什么成本就受益了，但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成本与价格一定要守恒的，如果有人享受到“降价”的成果，必然是有其他人付出相应的成本。否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对天性追求利润的开发商来说，限价房利润率如果低于市场投资的平均，就不会愿意投资限价房。如果开发商提供了“限价房”，又不是靠降低建筑质量来弥补这部分成本，那么必然是把这部分降价的亏空转嫁到其他非限价商品住房上；或者是与政府谈判，要求降低地价，而这就相当于政府用公共财政给限价房开发商和购买者进行补贴，但反过来政府又会从其他地块的价格上涨中来获得补偿。
也就是，最终是那些体制外的、没有机会购买“限价房”的群体，为购买限价房的人士来买单。限价房本质上不过是放大的单位集资房。所谓“人才”，所谓“特殊群体”，受到了政府的青睐和关爱，却与其他社会阶层产生了隔阂和对立。前段时间北京有所大学的内部分房计划，之所以引起社会那么大的反响，就是很多普通人已经意识到特殊群体享受的福利，是以自己的利益受损为代价。
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曾经发言，“公务员住房上的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，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，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。”这番话很有深意。
不能说政府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隐患，各地也曾试图通过“五年不得出售、十年才有完全产权”之类的制度设计来缩小利益空间和寻租可能性，但这些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利差的存在性。况且，如果过度缩小“限价房”投资空间，其实又会陷入一个悖论。如果毫无投资空间或者过小，又何必买限价房呢。如果不是因为增值动机，真纯粹是住房消费需求，当前房价下，买任何房都不如去租房。这样“限价房”就会出现滞销。这又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
诱发非理性购房
消费者看到这个限价，会认为政府也是认可了这个市场价格水平，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合理的，更加驱动恐慌性购买。
即使抛开寻租腐败不说，“限价房”实际上还起到政府间接托市的作用，相当于政府为当前价格背书，刺激居民非理性购房。有人评论说，限价房政策打击了开发商，他们明明空置很多房子也不卖，房价是虚的，限价房出台可以杀一杀涨价风，引导房价平稳。
但如果认为当前房价是虚高，出台一个限价，反而是保护了这个虚高的价格。首先，消费者看到这个限价，会认为政府也认可了这个市场价格水平，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合理的，更加驱动恐慌性购买。其次，保护了开发商的利润空间。开发商也更有动力不断炒高房子的市场价，从而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更多主动。
再说，现在是限价低于市场价格，一旦将来市场价格低于“限价”，政府或开发商会赔偿购买限价房人的损失么？这种资产风险该由谁来承担？如果是个人自主认购，会自己买单。但这里带有政府的诱导，限价房的购房者肯定会要求政府来负责。2008年和2009年初广州、深圳很多已经推出的限价房项目就面临这样的窘境，由于周边房价严重下跌，“限价房”反而比周边商品房价还高很多，购房者进退两难。
纵观各国，再发达的国家，都不能保证绝大多数居民拥有住房产权。具体来说，在中高收入阶层和“夹心层”，要打破偏重售房、一条腿走路的住房市场格局，大力发展健全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，尤其缓解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无法稳定租房而被迫买房的压力，房价才有可能稳定和出现回落。
要解决房价过高问题，归根到底要从调节对住房的供需入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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